“记得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加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如果让我用最少的话来概括父亲成舍我对我的影响，我想，这四个字是恰当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父亲正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独立报人、《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的创办人成舍我。今年8月28日，是成舍我先生百年诞辰，不久前，成思危副委员长专门就此接受了记者采访，深情地回忆了成舍我先生的一些旧事。
“1990年我在台湾探亲时，父亲给我讲过他年轻时的一段故事。1915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当编辑时，曾参加柳亚子主持的南社。当时南社中有朱鸳雏等人论诗的观点与柳不合。柳于是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当时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叶楚伧，让他在报纸上登一则启事，驱逐朱鸳雏。我父亲对此事坚决反对，认为既然（南社）是诗社，论诗不合是很自然的，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处理呢？我父亲说，如果报纸登这样的启事，我就辞职。后来果然他就辞职了。当时正是夏天，我父亲觉得冻不着，就把唯一的被褥典当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反对柳的做法，引起了一场风波。1949年柳亚子离香港赴北京前，还曾与我父亲会面，两人谈起当年的这段争执，不禁相对而笑。”
成舍我办报不畏强权，刚直不屈，有时难免为他招来大祸。1926年，张宗昌、张学良等军阀占据北京时，疯狂镇压“反动势力”，新闻界的邵飘萍、林白水相继被害。成舍我也遭逮捕，大家都认为他九死一生。可是四天后他竟然生还。原来成舍我在被押上车之前，曾潦草地写下了“孙宝琦”的名字，认为孙是唯一可以营救他的人。多年以后，成思危先生亲耳听父亲讲这一段事，知道了孙为什么全力相救。原来，1923年10月，曹锟当上总统，第二年，他拉孙宝琦任国务总理。孙上任不久，就遭到曹周围官僚的攻击，尤以王克敏反对最烈。王是财政总长，北京许多报馆拿了他的津贴，都替他说话，因此舆论界出现了“拥王反孙”一边倒的局面。但北京市民百姓却同情孙宝琦，而王克敏本是“金佛郎案”之罪魁，久为社会所不齿。不拿津贴的《世界晚报》顺乎民意，对孙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同时，该报副刊还发表张恨水的打油诗嘲骂王克敏，有些诗还传诵一时。正在四面受敌的孙宝琦自然对主持公道的晚报感激涕零。不久，孙宝琦的长子孙景阳来成府致谢，临走掏出一张二百块大洋的支票，但被成舍我谢绝。———“我父亲当时说，钱如果我收下了，我以后就不能批评孙先生了，那我还办这张报纸做什么呢？”成思危先生回忆说，“孙宝琦因为这件事从心里佩服我父亲，认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有胆识，实在难得。所以，有这些背景，日后他才全力搭救我父亲。”
成思危先生在少年时，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听父亲成舍我讲述他的经历，每天半小时，并记录整理，第二天再给他本人审改，可惜这些珍贵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先人的业绩和奋斗精神在成思危先生脑海中却是不可磨灭的。他说：“父亲1921年从北大毕业后，靠着超常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三年后办起了《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还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还有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这‘五报一校’，可算当时最大的私人报业集团了。……父亲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令人惊叹，也给了我们做子女的很大激励。他好几次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干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和上海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1948年底，父亲的财产已所剩无几，但当我1979年和他分别28年后在美国重逢时，他竟然高兴地对我讲述他58岁开始在台湾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经过，并告诉我‘世新’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他还表示将来一定要再办报。后来，他终于在90高龄时创办了《台湾立报》，‘世新’也越办越好，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就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最近已扩展为‘世新大学’。”
成思危先生自16岁（1951年）离开家庭由香港只身回广州参加工作，与父亲一别28个春秋。80年代，成思危先生在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之前，成老先生曾有意让儿子留在美国，以便将来有机会回台湾，但当他知道儿子回祖国内地的决心已下，也就不再坚持，尽管成思危在美国读书期间曾向父亲寻求并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成思危先生回忆说，成舍我对子女一直要求十分严格，不苟言笑。“他时常鼓励我们要独立自强，不要依赖父母。1979年我与他见面时，他说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即，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我想；正因为他对子女志向的尊重，使得我们5个子女各有发展和成就，从而也体现了他对我们最深沉的爱。这样开明的父亲恐怕在当今世上也是少有的。”“记得我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找他题词。他不加思索地提笔写下了‘自强不息’四个大字。我当时就猛然醒悟到，这四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如果让我用最少的话来概括父亲成舍我对我的影响，我想，这四个字是恰当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父亲正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大名鼎鼎的独立报人、《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的创办人成舍我。今年8月28日，是成舍我先生百年诞辰，不久前，成思危副委员长专门就此接受了记者采访，深情地回忆了成舍我先生的一些旧事。
“1990年我在台湾探亲时，父亲给我讲过他年轻时的一段故事。1915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当编辑时，曾参加柳亚子主持的南社。当时南社中有朱鸳雏等人论诗的观点与柳不合。柳于是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当时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叶楚伧，让他在报纸上登一则启事，驱逐朱鸳雏。我父亲对此事坚决反对，认为既然（南社）是诗社，论诗不合是很自然的，怎么能用这种方式处理呢？我父亲说，如果报纸登这样的启事，我就辞职。后来果然他就辞职了。当时正是夏天，我父亲觉得冻不着，就把唯一的被褥典当了，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反对柳的做法，引起了一场风波。1949年柳亚子离香港赴北京前，还曾与我父亲会面，两人谈起当年的这段争执，不禁相对而笑。”
成舍我办报不畏强权，刚直不屈，有时难免为他招来大祸。1926年，张宗昌、张学良等军阀占据北京时，疯狂镇压“反动势力”，新闻界的邵飘萍、林白水相继被害。成舍我也遭逮捕，大家都认为他九死一生。可是四天后他竟然生还。原来成舍我在被押上车之前，曾潦草地写下了“孙宝琦”的名字，认为孙是唯一可以营救他的人。多年以后，成思危先生亲耳听父亲讲这一段事，知道了孙为什么全力相救。原来，1923年10月，曹锟当上总统，第二年，他拉孙宝琦任国务总理。孙上任不久，就遭到曹周围官僚的攻击，尤以王克敏反对最烈。王是财政总长，北京许多报馆拿了他的津贴，都替他说话，因此舆论界出现了“拥王反孙”一边倒的局面。但北京市民百姓却同情孙宝琦，而王克敏本是“金佛郎案”之罪魁，久为社会所不齿。不拿津贴的《世界晚报》顺乎民意，对孙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同时，该报副刊还发表张恨水的打油诗嘲骂王克敏，有些诗还传诵一时。正在四面受敌的孙宝琦自然对主持公道的晚报感激涕零。不久，孙宝琦的长子孙景阳来成府致谢，临走掏出一张二百块大洋的支票，但被成舍我谢绝。———“我父亲当时说，钱如果我收下了，我以后就不能批评孙先生了，那我还办这张报纸做什么呢？”成思危先生回忆说，“孙宝琦因为这件事从心里佩服我父亲，认为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能有胆识，实在难得。所以，有这些背景，日后他才全力搭救我父亲。”
成思危先生在少年时，曾有一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听父亲成舍我讲述他的经历，每天半小时，并记录整理，第二天再给他本人审改，可惜这些珍贵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先人的业绩和奋斗精神在成思危先生脑海中却是不可磨灭的。他说：“父亲1921年从北大毕业后，靠着超常的工作和节衣缩食，终于在三年后办起了《世界晚报》，一年后又办起了《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以后还创办了南京的《民生报》（1927年）、上海的《立报》（1935年），还有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1932年），这‘五报一校’，可算当时最大的私人报业集团了。……父亲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令人惊叹，也给了我们做子女的很大激励。他好几次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干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在北平和上海的事业丧失殆尽，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1938年又在香港创办《立报》，香港沦陷后不久他就在桂林创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桂林失守后他又在重庆创办了《世界日报》。1948年底，父亲的财产已所剩无几，但当我1979年和他分别28年后在美国重逢时，他竟然高兴地对我讲述他58岁开始在台湾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的经过，并告诉我‘世新’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他还表示将来一定要再办报。后来，他终于在90高龄时创办了《台湾立报》，‘世新’也越办越好，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就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最近已扩展为‘世新大学’。”
成思危先生自16岁（1951年）离开家庭由香港只身回广州参加工作，与父亲一别28个春秋。80年代，成思危先生在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之前，成老先生曾有意让儿子留在美国，以便将来有机会回台湾，但当他知道儿子回祖国内地的决心已下，也就不再坚持，尽管成思危在美国读书期间曾向父亲寻求并得到了经济上的帮助。成思危先生回忆说，成舍我对子女一直要求十分严格，不苟言笑。“他时常鼓励我们要独立自强，不要依赖父母。1979年我与他见面时，他说对子女实行‘三不干涉’政策，即，一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二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三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我想；正因为他对子女志向的尊重，使得我们5个子女各有发展和成就，从而也体现了他对我们最深沉的爱。这样开明的父亲恐怕在当今世上也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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